第一千四百四十九章 廷辨

　　庆历二年春正月庚戌日，初五，赵祯御文德殿，大早朝。
　　正殿早朝，更多的是礼仪性的，在京官员，无论匣务不匣务，全部上朝。皇帝每隔一段时间在所有官员前露面，表示自己身体正常，国家运转正常，避免猜疑。在这种大早朝上面，原则上所有的官员都可以奏事。这样做的制度意义，是表示朝廷大政没有被皇帝身边的人把持，真有意外，可以在大朝会上当众揭穿。当年宫中失火，吕夷简一定要让刘太后请赵祯出来露一面，才肯带着百官离去，便是出于这个原因。
　　徐正站在角落里，都看不到儿子站在哪里，心里还是无比的自豪。小时候不成器天天闹腾的那个混小子，谁能够想到有今天，站在了百官的前头。上朝前知道自己的位置看不到儿子在哪里，徐正特意打听过了，徐平的班位在赵元俨和晏殊之后，百官第三位。
　　赵祯升座，群臣行礼如仪。起居告谢毕，轮班奏事。
　　前殿一般不议大事，因为这种大朝会礼仪繁琐，时间紧张，参加的官员又太多，大事议不清楚。议的多是日常事务，大臣上前禀奏，赵祯可与不可，不能决定的由小黄门把奏章收入袋中，带回宫中处分。政令必出中书敕令，疑难大事赵祯一个人也决定不了。他冒然一个人做决定，手诏被宰相给退回来，不是什么好事。
　　明朝之后不设宰相，哪怕后来出现大学士，清朝出现军机大臣，实际行使相权，也都不是宰相。没有政令必出中书，只能用敕，军令必出枢密院，只能用宣命这两条，权臣的势力再大，哪怕能决定皇帝的生死，宰相也不是政权决策班子中的一分子，而只是皇帝的下属。宰相班子是国家实际的治理者，是由制度来保证的。
　　第一班宰臣，晏殊和徐平带几位参知政事上殿。奏的都是已经决定的事情，主要是徐平将要使要的官员职的升迁，如叶清臣进龙图阁直学士，李参直史馆，诸如此类。
　　第二班枢密院，吕夷简带枢密副使上殿，奏西北的军事安排。
　　第三班三司，程琳带三司副使上殿，奏今年的财政安排大略。
　　第四班开封府，任布上前奏春节期间开封城内事。
　　第五班审刑院，宋庠上前奏讼狱。
　　自西北乱起，前殿奏事只有五班，五班奏毕散朝，不能超过辰时。大朝会御史中丞要监察纪律，是不上殿奏事的。
　　最后礼仪性地问群臣有无别事要奏，众人都已经准备退朝了。
　　正在这时，排位极靠后的司马光从人群中挤了出来，捧笏抗声道：“臣司马光，请与集贤相公廷对！相公欲一道德，此根本大政，关万民疾苦，天下兴衰，不廷对，何以服百官！百官不服，何以临百姓！”
　　赵祯已经要起身了，只好又坐了下来，看了一眼下面站在前面的徐平。
　　徐平神色淡然，捧笏出列：“臣愿对！”
　　此话一出，准备走的百官精神一下子提了起来，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就踮起了脚。
　　廷辨是宋朝对政治大事的讨论方式之一，而且是最激烈的方式，除非是涉及到国家的根本大政，不然不用。这是一场由在殿内的朝臣全部参加的大辨论，涉及到的人多，讨论的事情特别重大，观点也尖锐，大多数廷辨都会从早到晚。甚至思想争论激烈的时候，一次不行，在短时间内多次进行。
　　廷辨这种大事，大多数的官员一辈子也碰不上一次。
　　用徐平前世的政治制度比较，这就是执政党内部关于国家根本大政的大辨论，议会制国家的议会辨论，一党制国家统一思想之时的大讨论。
　　一道德，就是统一政治立场，确定政治原则，统一思想。这么大的动作，没有人反对是不可能的，徐平早有准备。徐平携西北大胜的军功回朝拜相，很多人慑于威势，在榜文帖出来自己没有做好准备前，没有站出来罢了。今天不廷辨，早晚一天会廷辨，要一道德这是不可避免的。此时官职尚低微的司马光第一个站了出来，并不出徐平意料，历史上王安石一道德，就是他反对得最激烈。
　　一道德不是逼官员站队，如果最后搞成官员站队，一道德实际上就失败了。这就是思想的大辨论，不辨明白，强行推下去是没有用处的。历史上王安石变法，在一道德的时候实际上是失败了，他强行推下去，立新学，以新学取进士。让满朝官员站队，与自己思想相同的就用，不相同的就贬。最终的结果，是造出了一个旧党，最终上台来斗他。
　　政治立场、政治制度、政治原则、施政举措不是凭空来的，都有内在逻辑，这个逻辑就是文明的特性。如果没有找出这个逻辑，就说明文明还没有真正地确立起来。
　　这个年代决定着政治的逻辑，就是韩愈和柳宗元的性情之论。
　　当天命破除，人必然会问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，为什么要这样看待事情，为什么要这样做，为什么不可以用相反的办法做。这是人的必然，离了天命，人要从自己找逻辑。
　　文艺复兴欧洲文明从神权中解放出来之后，也同样经历了这个过程，一场关于人性的大讨论。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等等这些名词，徐平前世听起来高大上，觉得洋人怎么会这么厉害，是怎么想到这些的。中国的文明怎么这么落后，就不去想这些问题，尽是搞些仁义道德天理伦常之类虚假欺骗人民的东西。但是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等等这一切，真地引入中国来了，纵然精英再是引颈高呼，这就是文明，愚昧的人们醒来吧，我们不要野蛮，我们要变成文明的民族。大多数的人民却无动于衷，精英痛心疾首，一切都是文化的错，我们落后愚昧的文化，什么时候才能扫除干净，走向文明。
　　人民对引进来的文明麻木，一部分精英失望了，认为这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，愚昧与落后深植入骨子，永远不可能变成文明国家。还有人在坚持，试着分析其实洋人并不是按照这一套来行事的，就跟仁义道德一样，不过是欺骗愚弄底层人民的把戏。
　　人民不愚昧，也不会被欺骗，你欺骗他们，他们反抗不了，心里却还是很清楚。你逼着他去做这做那，要去这样想，不要那样想，他们无法反抗，无非闭嘴罢了。或许在深夜聚在一起闲谈的时候，发上几句牢骚。
　　这种相互谁也理解不了的现象，本身就说明了问题。
　　自由、平等、博爱等等这一系列关于人性的学说，仁义道德这些关于人性的学说，其实都不是为了愚弄底层人民的，而是文明要发展不得不面对的议题。
　　人性是善还是恶，是利他还是利己，是趋利避害还是见义勇为，是自私自利还是勇于承担责任，等等一切人性的两面性，跟社会矛盾中的阶级分别一起，组成了每一个政权的政治立场，政治原则，政治的逻辑，形成了自己的文化。
　　洋人的自由、平等、博爱、信用等等这一套文明逻辑引入中国水土不服，不是因为自己文明的愚昧与落后，不是人民愚昧麻木不仁，而是因为这一切，祖先早已经进行了思想大争论，形成了自己的文明记忆。只是这些文明记忆，随着那一次文明巨人的倒下，被扫进了垃圾堆，埋藏了起来。文明摆脱了那一次的伤害，打开这个宝库，就是无尽的财富。
　　徐平前世每谈到社会问题，那位洋秀才总喜欢甩出一个洋人的名词，什么利维坦，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，诸如此类，一脸不屑：你个土鳖知道这些吗？好好看一看，洋人是怎么看待社会问题的。什么时候你个土鳖，也能够做一回文明人。
　　一个土，一个洋，名字就已经代表了时代的价值取向。
　　当徐平穿越千年，努力让自己的思想跟这个时代同步，去重新思考文化典籍，才真正明白那些是什么。自己被人骂土，不是因为文明的落后，不是因为祖先愚昧，而是他们走得太远，又跌倒在了血泊中，文明被封印到了记忆深处。
　　什么是文明？一个是阶级斗争形成的政治制度和原则，另一个是对人性的思考所形成的政治制度和原则，这两者加起来，就形成了文化和政治，构成了文明的主体。
　　作为一个上过大学的人，徐平知道在数学中有一条大数定理，巨大数量的随机，最终会表现出规律性。也听说过混沌这回事，随机会表现出有序。
　　有人觉得人性是善的，有人觉得人性是恶的，有人觉得人天然是自私的，有人觉得不是这样的。这些关于人性两面的想法各人不同，这个问题两人一样，那个问题不一样。但是巨大的人口，漫长的时间，终分的交流碰撞，最终会形成共识。这种共识不是决定了这个问题上我是对的，那个问题上你是对的，而是最终形成了一个包容原则，出现了社会文化上的规律性，这个规律性就是文明。
　　中国人口众多，教育一直走在世界前列，独立思考的人口多，形成这种包容原则也就早得多。这些关于人性的议题，由此生发出来的同性恋问题，家庭问题，伦理问题，种族歧视和种族平等问题，这一系列议题，都放在性情之争的这个大筐里。他们在文人的一篇一篇文章里，在官员一次一次的奏对里，在朝廷施政的发出去的命令里。
　　洋人讨论同性恋，讨论家庭，讨论伦理、讨论种族骑士，讨论女权这类问题很热闹，中国人却觉得不理解，因为自己的祖先已经讨论过了。甚至就连男人穿女装，诸如此类，都在文明的记忆里。再一次出现风潮，不过是文明还在退化，没有重新站起来罢了。
　　从汉武帝以天命一道德，漫长的历史时期，张角的黄巾大起义，魏晋谈玄，后来的佛教兴起，儒学再兴，等等这一切，都是文明前进的脚步。直到巨人倒下，才止步不前。
　　写《道德经》的老子是什么人？史官。孔子干了什么？《春秋》编史。大多数的先秦诸子，大多都有接触史书记载的经历。文明不是由这些伟人创造出来的，而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创造出来的，他们只是忠实地记载了文明所表现出来的这种规律性。他们的伟大不是创造了文明，而是看到了文明，并记下来留给后人。
　　今天，徐平将要在这里，面对司马光这个大宋第一顽固派，以及后面会一个一个站出来的官员，从人性，社会，全部的问题进行辨论。
　　他今天要在新的一年第一个大朝会上，而对百官，以最激烈的廷辨，来一道德。